您的位置:主页 > 动态更新 > > 正文

彼得·伯克:年鉴学派1989年以后的新动向

信息来源:商务新闻 文章作者:商务交流网 发布日期: 2018-04-17

彼得·伯克:年鉴学派1989年之后的新动向 【编者按】年鉴学派发起的史学革新运动对20世纪世界史坛影响深远,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。本文摘自《法国史学革命》(彼得·伯克著,刘永华译,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)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个版本增补了不少内容,尤其第五章归纳了1989年到2014年年鉴第四代学者史学研究的新动向,并对前五章做了增补。

如果说1968年前后是年鉴运动第三代形成的关键年代,那么,1989年前后是第四代至关重要的年代。本书第一版讲述了这一运动截至1989年的故事。那个年份似乎是合乎时宜的,因为此年是杂志创办六十周年。其重要性超乎我的预想,这主要不是因为柏林墙的倒塌,而是由于1988年和1989年杂志先后发表了两篇匿名评论,两篇文章都谈到包括史学在内的科学的危机或“关键转向”,并吁请读者反思他们研究过去的方法。几乎是头一次,我们发现了来自年鉴内部的毫不含糊的批评(芒德鲁和费雷对计量史的攻击是罕见的例外)。
年鉴第四代史学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,他们包括:阿兰·布罗、罗杰·夏蒂埃、阿勒特·法杰、塞尔日·格吕津斯基、弗朗索瓦·阿尔托、贝尔纳·勒帕蒂、热拉尔·努瓦里埃尔、安托万·利尔蒂、雅克·雷维尔、弗朗索瓦约瑟夫·吕朱、让克劳德·施密特、吕塞特·瓦朗西和乔治·维加埃罗。跟上一代一样,这个群体规模较大,比较多元。但与前二代相比,它更像机构或网络,而非拥有在对抗主流趋势基础上确立的明确目标和认同的运动。在1990年付印的本书第一版中,我不无理由地指出,“年鉴运动实际上已寿终正寝”。其主要理由在于,跟1968年相比,1989年,巴黎大张旗鼓地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,标志着事件对低估它们的学者带来了更猛烈的“复仇”。从那年起,我们看到对叙事和政治的兴趣复苏,也看到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视角的强调。这一转变,加上日益意识到法国在观念世界的影响逐渐衰微,带来了学科内部的危机感。
由于年鉴方法的独特性下降,有理由追问,围绕杂志形成的网络,到1989年是否已接近尾声。然而,上一段提到的史学家们出版了为数甚多的出类拔萃、充满原创、令人激动的著作。更重要的,他们都受惠于年鉴传统——前辈们的遗产。
在下文即将讨论的某些文化史著作中,这一代与第三代的延续性是相当显而易见的。然而,这一群体的某些成员转向新方向,其多样性同时显示了创造力和碎片化。为方便起见,我们区分出六个走向:回归史、微观史转向、身体史转向、图像史转向、记忆史转向及最后一个转向——似可称之为“反思”转向,这要归功于晚年米歇尔·福柯、米歇尔·德塞都和皮埃尔·布尔迪厄的文化理论。
延续 先谈延续。一些年鉴学人同时延续、改进了在第三代占据支配地位的那种文化史。比如,让克劳德·施密特曾是勒高夫的一个学生,后来又经常和他合作。但施密特也探讨新课题。早在1979年,他在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讨论一只被封圣的中世纪格雷伊猎犬。他后来还撰写著作,讨论举止史(1990)——勒高夫也曾讨论过这个课题——和中世纪幽灵史(1994)。
这一代的另一位中世纪学者是阿兰·布罗。他以选题独特著称。他的著作包括对《金色传奇》(中世纪圣徒传记汇编)的结构主义分析、对女教皇琼的神话构建的研究和对封建领主对其农奴新娘的“初夜权”的研究。布罗还从表演和所谓——借用语言学术语——礼仪“能力”的角度,对王权仪式进行了分析,前人认为仪式只不过是跟着脚本依葫芦画瓢,与此相比,布罗的方法更具弹性或流动性。
第四代史学家当中,从事近代早期研究的包括雅克·雷维尔、阿勒特·法杰、罗杰·夏蒂埃、克里斯蒂安·茹奥和安托万·利尔蒂。比如,在《造反的规则》(1988)中,法杰和雷维尔讨论了由儿童绑架谣言引发的18世纪巴黎民众骚乱。他们对所谓的“暴民逻辑”进行了讨论,这一研究承袭由马克·布洛赫和乔治·勒费弗尔建立的学术传统,布洛赫曾从事谣言研究,而勒费弗尔讨论过革命骚乱——这一研究也非常著名。法杰还出版了《脆弱的生命》(1986)一书,此书关注的是巴黎平民,特别是男女、贫富、主仆、邻里和同事之间团结、冲突并存的主题。《脆弱的生命》是在司法记录的基础上写成的,它分为三个部分,分别处理了三个团结和冲突的场域:家庭(家庭和婚姻)、作坊和街道。

通知公告更多>>
新闻报道更多>>